这一架打的，老蔫儿本已占得上风，眼看着小组长就被他打服了，却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败下阵来。
他这一段“辉煌战绩”，从此在邮电局内部广为流传，成为同事之间茶余饭后的笑料儿。
老蔫儿再一次被自己打败了，好在没被单位开除，不过调离原来的部门，到仓库当了一名库管员，天天跟邮件货品打交道，接触人少，是非也少。
如此一来，老蔫与外界更加隔绝了，以至于落了个自言自语的毛病，冷不丁被同事听见，立即传得满城风雨，都说他脑子出了问题。
老蔫儿自己心里有数，发誓一定要闯过晕血这一关，否则这辈子只能被人欺负、嘲笑、讥讽。
反正库管是个闲差，他有着大把的时间，就一趟一趟地往各大医院外科急诊跑，专门去看“刀砍斧剁、坠楼车祸、工伤事故、血流头破”的伤号，以此克服自己对鲜血的恐惧，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反帝医院、公安医院、总医院、一中心医院，各大医院的外科急诊室他挨个转悠，哪儿人多往哪儿扎。
正是由于这个契机，让我结识了老蔫儿，从此以后，我和小石榴、老蔫儿三个人，结成了过命的朋友！
我被人送到公安医院抢救那天，老蔫儿正在外科急诊门口无聊地闲晃，眼瞅着抬过来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号，他立刻打起了精神，凑上前进行日常锻炼。
据他后来跟我讲，医护人员把我抬入急救室之后，有个护士出来扔我的秋裤，老蔫儿在垃圾桶里盯着我那条秋裤看了半天，完全被血染透了，**的就像投过水的墩布一样。
从那一刻开始，老蔫儿对我负伤的原因，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好奇心，他在医院里追寻着我的踪迹，从重症监护室尾随到普通病房。
八十年代，医院的探视制度比较严格，限定了固定的探视时间。
我家里每天来人送饭的时间段，我躺在病床上都能看到老蔫儿在门口扒头。
他也不说话，也不进来，但仍引起了我的注意，以为他是老哑巴派来补刀的。
这可要了命了，我这下不了地，他要是趁周围没人的时候给我来几下，我还真就没辙。
我看了看立在床边的输液架子，心说：“实在不行就拿它比划吧！”
但慢慢地我也觉得不对劲，他天天在门口探头探脑，是胆小不敢下手，还是有什么别的企图？
有一天刚吃完中午饭，我又看见老蔫儿在门口晃荡，忍不住冲着他喊了一句：“哎！说你啦说你啦，你怎么老在我门口溜达呢？有他妈什么事儿，你进来明说！”
老蔫儿听到我招呼他，愣在门口犹犹豫豫地不知所措。
我一看就放心了，断定他不是前来补刀的，缓和了一下口气，冲他一招手：“你过来给我帮帮忙！”
老蔫儿这才小心翼翼地进了病房，一步一步走到我的病床前。
我对他说：“你能不能帮我把床摇起来？”
老蔫儿闷不吭声，低着头一下一下地将病床摇高。
我坐在病床上，上上下下打量着他。
从外表看来，他的穿衣打扮介于老实孩子与玩儿闹之间，你往哪边给他归类都行，但他并没有玩儿闹脸上常见的匪气，也没有流气、邪气，显得一本正经、木讷呆板。
此时老蔫儿的脸涨得通红，粉刺更是红得发紫，吭吭哧哧地说不出话。
我寻思不如找个台阶，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就一脸堆笑地问他：“哥儿们有烟吗？给我来一根！”
老蔫儿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云竹”，抽出一支递给我，拿火柴给我点着了，他转身又要走。
我叫住他说：“你别走啊，你还得帮我插旗儿放哨呢，看见护士大夫过来告我一声啊！”
老蔫儿如同一个接到命令的士兵，马上站到门口，倚着门框，一丝不苟地给我把着风。
我一边贪婪地抽着烟，一边问他：“你是哪儿的？怎么天天在我门口晃悠？你到底想干什么？”
老蔫儿似乎没听见，仍不答话，等我的烟抽完了，他又返回病床边，似乎还想再帮我做点什么，活像一个“特护”。
我示意他拿个凳子坐下，在我急不可耐的追问下，老蔫儿这才开始将他自己过往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跟我念叨了一通，不过当天时间有限，他没来得及说完。
可是从那一天开始，他几乎天天来找我，还是先在门外扒头，只要屋里有别人，他绝对不进来，一旦没人在我床边，他就蹑手蹑脚地溜进来，也不多呆，每次都是坐个十几分钟就走。
他坐下也没话，我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什么，就像在接受记者采访。
而且开始给我带东西了，今天两盒烟，明天两盒午餐肉罐头，后天还弄来两盒奶糕，反正不会空着手来。
我挺过意不去的，跟他萍水相逢，他还大我几岁，却天天拎着东西来看我，没想到一场劫难换回来一次休整，一次流血交上了一个朋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取舍得失，是非成败，也许冥冥中都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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