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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哪怕五月下旬就已经撕胶带撕完了，他还是把自己的发现偷偷保密憋了四十天之久。
这四十天里，他分两个阶段，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是撰写“如果这个世界存在单层原子/分子厚度的二维材料，对目前的物理学底层理论有什么影响、会推翻哪些固有认知、发现什么新的物理特性”。
第二么，就是做了一点产业界方面的尝试，试图证明石墨烯这种材料并不是偶然撕出来才能得到的，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量产的。
而他选择的科学方法，毫无疑问正是顾辙之前已经有了近一年积累的“电离膜沉积法”。
他发现，用传统的膜沉积设备，只要在特定的温度、压强和其他苛刻环境指标条件下，
再配合上气相沉积环境的气体除杂、确保反应气体环境内只有甲烷气体和另外两种专门的保护气、催化气。
然后，把这种甲烷喷到表面产生电离铜的特殊膜材料上。甲烷遇到铜离子后，就会被置换出氢离子、然后甲烷中的碳原子失去氢后，刚好可以形成单层原子厚度的石墨烯、吸附在电离膜的表面。
也就是说，从撕胶带、到物理理论分析、再到初代制备工艺，顾辙至少一个人做出了原本历史上需要三组顶级科学家前仆后继完成的工作，他单打独斗毕其功于一役。
虽然这种电离膜沉积法的石墨烯生产技术，跟后世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还有很大差距，如今还没有直接的商业前景。但这至少也是一种稳定可控的实验室方法，科研价值已经足够大了。
三组论文，在2005年6月底，到7月初，被顾辙连续投递出去。其中撕胶带和物理原理讨论的文章发给了《自然》，而后续的甲烷-铜离子膜电离沉积法的文章，发给了《科学》。
历史上，安德烈海姆的文章，创造了“6月份投稿，7月12日就刊登”的神速，因为成果太颠覆了。
这一次，顾辙因为吃了是华人的亏，被别人稍微多质疑了一会儿，但依然创造了《自然》和《科学》审稿速度的奇迹。这两大全球最顶级神刊，只用了一个月就发了顾辙的文章——
尤其是在《自然》和《科学》的负责人分别得知，顾辙的文章不止一篇，他同时就两个细分方向的研究、分别投稿给了两家期刊。
这可不算一稿多投，完全是正常操作。但这也意味着，刊发慢的一方，会被全世界鄙视“鼠目寸光、不识货”。
所以，连《自然》和《科学》都卷起来了，抢着证明“我比另一家更识货”。
最后三篇文章分别在7月底和8月初刊登，天下震惊，全世界第一次知道了石墨烯这种东西。
第一次知道了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在宏观世界是真的存在的。
雪片一样的荣誉纷至沓来，而斯坦福大学也立刻紧急召开了校董会，最后抢在9月1号新的秋季学期开学前，抢着给顾辙白发了博士学位。
等于是顾辙原本说好了5月1日硕士毕业、不再读了，后续四个月的夏季学期，他已经回国做生意搞自己的科研了。
但该来的终究躲不掉，四个月后，夏季学期一结束，博士学位还是白给硬塞过来了。
斯坦福内部也有人质疑过，但是校董直接一指历史书：我们这么做是有先例的——
当年爱因斯坦写出狭义相对论时，已经不读书了，但是苏黎世大学还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就给他追发了物理学博士。
今天的操作只是如爱因斯坦故事，没什么丢人的。
至于有人拿顾辙的人品说三道四、觉得他不是专注于科研的正直之人，而是“一个在科技专利法务领域不择手段的讼棍”，这种说辞同样也被斯坦福校董会嗤之以鼻——
爱因斯坦当年拿苏黎世物理博士时，不也是瑞士伯尔尼的专利审查员？又搞科研又搞专利法务有问题吗？
反对者统统哑口无言。
……
因为是有备而来，顾辙在研究出石墨烯之后，当然知道如何布局发展相关技术、落地转入商业应用。
石墨烯这玩意在制备技术还不成熟的时候，早期应用场景，主要也就局限于“给蓄电池的电极材料做一层镀膜”，来提升电极充放电性能。
因为所需的镀膜极薄，用不了多少材料，所以哪怕制备成本很高，也还是扛得住的。
此后数年，顾辙从电极镀膜切入，始终占据相关电子电力产业的上游供应链，渐渐做到了细分领域的绝对霸主。
因为电池技术的提前突破，整个世界的电子产业和其他电能动力产业的发展也被这个蝴蝶效应所扇动，出现了科技研发提速。
超薄大容量电池的手机提前出现、靠电池技术进步推动的无人机产业也发展得更快，甚至后续电动车产业也比历史同期提早发展了两三年之多。
当然，这些都跟顾辙没有直接关系，他始终是占据上游搞独门原材料，占住大头的利润即可。
另外，由于方舟市这地方的产业政策不符合顾辙的需要，当地太倾向于互联网经济了，不适合先进制造业，
所以顾辙根据当地“互联网往西、先进制造业往东”的布局，回明州老家方向，在明州城西、会稽东北部等地的“方舟湾跨海大桥产业园”附近，建立起了一个属于他的先进制造业帝国。
明州与会稽两个地级市的gdp，都在顾辙的长期拉动下，出现了持久的迅猛增长，省城方舟市只有最东边的下沙和大江东新区得到了一点好处，分润到了一些产业链边边角角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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