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是：盐商本身并无官职在身，即便如我大舅凤磐公(张四维号凤磐)，其本人自从中举，便从未操持盐场俗物，乃是交由其弟打理，而他从考中进士之后，直到在被您提拔之前，所任国朝官职均不与盐场事务有半分关系，其余一些盐商之家也大体仿佛，甚或家族之中根本无人为官者亦众也，既如此，损公肥私之说从何谈起？”
高拱不答。
“第二个问题：国朝盐税制度由何而来，三伯您比侄儿清楚百倍，难道是盐商们自己定出来的不成？说到底，盐商们只是被迫接受，他们了不起就是国朝盐税制度下的从业者，而并非制度的制定者，即便是利润分配不合理，这责任难道还跑到他们身上去了？说穿了，他们只是祖上眼光好，发现了国朝盐税制度下的商机，如此而已。”
高拱鼻息更重，但仍是不答一语。
高务实也不计较，反而伸出三根手指头，继续道：“第三，您只看到盐商们的毛利颇高，却不知道盐商们的投入多大。”
明中叶之前，明代对于盐商的条例，是盐商运粮食到边关，在边关换盐引，然后回来换盐贩卖。盐引属于消耗品，盐商要投入巨大的资金，保障粮食的采购，以及运送。因此盐商从事的事业虽然利润很高，但是风险也巨大，再加上不论是谁，只要运粮食到边关就能拿到盐引，所以竞争压力也大。
但是明孝宗时期进行了一次盐引改革，从此盐引不再是一次性消耗，而是变得可以世袭家传，只要拿世袭的盐引就能去领盐，再也不用辛苦的筹粮去边关。这么干对于国家的影响自然就是“边储日坏”。明中叶以后，边军战斗力日下，这也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哈？投入？”果然，高拱满脸嘲讽，讥笑道：“我只听说盐商巨富用度奢靡，曾有耳闻某盐商巨富请客吃饭，其上等席面，光是一道羊肉，就要用羊五百只，中等席面用三百只，下等席面用一百只。为何要如此之多？不是因为请了上千人吃饭，而是他们吃的时候，只切每头羊嘴巴上的一小块肉，剩下的全都扔掉，原因是‘羊之美全萃于此，其他皆腥臊不足用也’。你所言之投入，莫非是指这些？”
高务实此前派高小壮调查物价，正好知悉了羊肉羊油的价格，知道高拱此言如果当真，那当然是惊人的奢侈，但他仍然面色不变：“侄儿并不知道是否真有此事，可即便真有此事……三伯，以您之智见，难道看不出他们为何这般做派？难道他们无时无刻都是这般做派么？”
无时无刻那自然不至于，无非是在某些官员面前展示自家财力，然后许以“倾心报效”，以保证自己长久占有盐引，长久垄断这项日进斗金的买卖嘛。
高拱自然一点就通，但以他的地位，想到这里，最关注的就不再是盐商的奢靡，而是这其中官商勾结的痼疾了。而高务实所谓盐商的“投入”，自然也不言而喻。
高阁老的面色，立刻变得更差了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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