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朝廷若真只是让他们严查矿场，且以此为考成之重要指标，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把自己亲友污蔑成矿贼都行，但如果朝廷既要他们严查矿场又不得冤枉一个好人，他们就会因为做不到而直接选择不严查，只收矿贼的钱。”
“而现在，站在朝廷的角度，偏偏是可以流放的罪犯越多越好。”
“所以，朝廷只能够对戴一清这种情况听之任之，甚至还要因其查缉矿贼突出而重用之！而若真要处置戴一清这种，只会打击天下官僚查缉矿贼的积极性，让他们从讨好朝廷转为讨好豪族。”
“总之，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难以确保没有任何冤情错案，即便抚按府县官员能管住自己，也不一定管得着住下面的人，即便下面的人能管住自己，也管不住百姓被矿贼收买，然后不承认自己是矿贼，只藏匿在百姓家；这世上难得双全法，既要还要很难做到，当年清丈田亩也是难以避免有虚报增报之情况的。”
王锡爵这时说了起来。
朱翊钧点了点头。
他知道，官僚集团本质就是最高统治者操控百姓的工具，并不真的是为民做主的父母，无论官僚们再忠心再支持改革，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只要利于统治者，哪怕让被统治者付出代价，也不会遭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的反抗，而让官僚既要维护被统治者的利益又要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就如同将一个人强行分成两半，无疑会让这个官僚做不了任何事。
有时候，统治者的利益的确不一定与被统治者的利益相一致。
譬如移民这事。
士民百姓自然不愿意离开家乡，尤其是在这种太平盛世，他们就算人多到不能靠种田过活，也宁愿在自己家乡开矿经商，也不希望跑出去。
但作为统治者的天子和官僚们，只要是站在国家利益角度，那就巴不得出去的百姓越多越好，最好将新开辟的沃野良田皆变成汉人耕作的沃野良田，毕竟这个时代的汉人种田的技艺的确要比高超的多，且因为风俗相同，统治成本也低得多。
所以，朱翊钧承认王锡爵说的是对的。
但朱翊钧也是知道汉人虽然能忍但逼急后的反抗烈度也是可怕的。
毕竟华夏历史上的世家贵族虽然享受过很穷奢极欲的日子但也被大肆屠灭而让人天街踏尽公卿骨过的。
故而，朱翊钧这时还是说了一句道：“话虽如此，到一定程度时，还是要遏制的，我们不能真的不把百姓当人，那是违背新礼的，一旦反噬起来，后果会很严重。”
“陛下说的是，以愚臣之见，只要激起民变后能镇压招抚得当，就继续当能臣用，若激起民变且不能剿抚，则以虐民之罪处置，如此即便处置，也不是因为查矿不对，而是不能善后，这样其他官僚自不会因此开始不再尽心查矿。”
王锡爵回道。
朱翊钧颔首。
“但陛下，太子这样敢于反应实情的官僚也还是要重用。”
吏部尚书王遴说了一句。
朱翊钧道：“自然，无论是反应实情，还是为朝廷大政尽心尽力，在朕这里，都算忠臣！且也还是要下旨不得借此虐民，中央朝廷至少要有正确的态度。”
“陛下圣明！”
于是，没多久，婺源县知县戴一清的确因为查矿表现出众，而被行取为给事中。
而太子也因为反应实情得到褒奖，升为巡按山东的御史。
同时，皇帝下旨不得借查矿贼而制造冤假错案。
“怎么都获得了升迁。”
而太子则对此并不高兴，只觉得治国理政果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似乎在执政者眼里，只有利弊，没有是非，所有嘴上的是非其实皆是根据利弊而定。
张蕴生见此不由得劝道：“东翁不必过于介怀，当场执政虽重用了戴知县这样为媚上而宁肯害民的官，但也提拔了您这样敢为民说实情的官，这说明当场执政的确是公忠体国的清正之人，既为国重用戴知县，也为国重用东翁，真正无半点私心，皆为公义也！若是心无社稷苍生而偏狭只知党同伐异者，以公这样的正直之臣，只会因上司弹劾被罢黜！”
“我知道。”
太子笑着回了一句，且道：“这次查缉矿贼的国策也算是着实给本县上了一课，真的是圣人书上学不来的，作为一个知县，想改革下面的弊政，没有乡宦支持做不到，而想阻止上面的弊病，没有上面支持也做不到，真正是难为，也难怪那么多官员愿意无为。”
说到这里，太子就叹了一口气：“好在继任者的处境应该比我好许多，毕竟很多乡宦都被强行迁走了，他应该可以大刀阔斧一番。”
“但与婺源这样的县相比，继任者应该不会感谢东翁，会怨东翁。”
张蕴生因和太子相处也有了很长的时间，对其性格也有些了解，知道其不是心胸狭窄的人，便在这时直言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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