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这样,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为何物。当范老相公缴印卸职,谢绝送别,凄凄惶惶地离京南去时,朝中因此大感叹息的人,数不胜数,包括许多在“倒范”之事中尽了心、发了力的朝臣僚属、言官清流。</P>
当然,最能体现人心向背的,还得是洛阳中下层士民的反应,街谈巷议中,尽是不舍之情。甚至有士民直接表示说:“先去包府尹,再罢范相公,京中士民,难得安宁了......”</P>
正统九年的时候,在洛阳府尹位置上干了整整六年的包拯,终于被排挤出京城了,范仲淹也没能挡住。不过,由于包拯在洛阳府任上积累的巨大声望与卓越成绩,包拯算是升职,被委任为东南转运使,主导东南财权,这可是方面重任。</P>
而等范仲淹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京中更是沸腾,从官方到民间,追悼、缅怀的活动不断。卸下宰相之任的范仲淹,已经恢复那誉满天下的忠臣表率了,其死后,就几乎被奉为当代“圣哲”了。</P>
皇帝刘维箴自然也被惊动了,下诏追怀,废朝七日,虽然他除了正常的大小朝会,平日里并不上朝。同时又让欧阳修以其如椽之笔,替范仲淹写下一篇神道碑文。</P>
最后经过朝廷讨论,刘维箴钦命,追封范仲淹为平江侯,后人因此称之为“范平江”。当然,唤得最多的,还是“范文贞公”,因其谥文贞。</P>
也是从范仲淹死后的十数年间,大汉帝国的文臣士子们,创作了大量与范仲淹相关的诗词歌赋,其中,既有对范仲淹个人品行与功劳的赞颂,更有对那段时期的缅怀与追忆。</P>
毕竟,从后面大汉帝国的发展来看,范仲淹秉政的那五、六年,被视作世宗皇帝建隆盛世“最后的余晖”。</P>
正统年间遗留的史册、案籍、着作资料中,能够相对全面地认识到,范仲淹秉政期间,大汉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成就与建树,尤其是一些经济数据,最能体现那个时期大汉帝国所处的状态了。</P>
在正统八年的时候,由范仲淹推动,对帝国进行了一次大范围、全方位的统计。而从虽不准确,但最具说服力的帝国官方数据可知:</P>
在当时,大汉帝国在籍丁口,已然超过1.2亿人,这显然是不包括那些由贵族、官僚、地主、商人豢养的家仆、扈从、佃户,以及数以百万计向诸封国的人口,还有大量为避税抑或因管理、统计不善造成的黑户。</P>
正统七年的帝国财税,地税、商税、关税、交易税、盐铁茶糖专营、官产、职田以及矿税、金银冶炼输入等等进项综合起来,在财政入项上,已达1.7亿贯。</P>
当然,这个数据,比起建隆极盛之时,差距明显,倒推十五六年,当时帝国财计,每年进项可一度迫近2亿贯。不过那时的大汉帝国,正处在世宗皇帝统治的巅峰时期,政治清明,制度健全,执行度高,监督力强,河清海晏,四夷无事。</P>
而全国的耕地面积,也突破了一千万顷,从南到北,自东而西,各种气候环境,水田、旱地、梯田,帝国田土,以各种形式被开垦出来。</P>
可以说,范仲淹秉政期间,大汉帝国在物质上依旧具备雄厚的基础。只不过,帝国家大业大,摊子铺得开,各项支出开销也同样巨大。</P>
养兵、养官、养吏、养贵族这种传统的、基础性的支出自不必多提,自世宗后期以来,朝廷日益增多的冗费、浪费也不用多说。</P>
关键在于从正统六年到十二年这几年间,大汉帝国并不算安宁,天灾人祸不断,尤其是河北地区,持续几年的大旱,造成土地荒芜,粮食减产,带来饥荒,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动乱与疾疫也随之而来......</P>
帝国在向前发展的同时,各种矛盾也在快速积攒,而最集中的一次爆发,便是“王则起义”,范围极广,祸及五州三十余县,与众极多,叛军势大时,规模一度迫近十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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