袅袅的炊烟，从叶秀枝家厨房屋顶的烟囱口上飘起。
叶秀枝在教室里透过窗户，能看到自家屋顶的炊烟，说明她妈周家英已收工回家，开始做晚饭了。再等一会儿其他的社员们也要陆续回家，他们的小学就要下课了。
叶秀枝那时十八、九岁的样子，梳了油黑的两条粗辫子，皮肤白嫩，鹅蛋脸颊，加之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自有一派青春俏美。她虽然衣着朴素，与那时许多农村女孩一样，身上穿的多是自家织染的粗布衣服，脚下的鞋子是能干的妈妈做的布鞋，但她上身的夹袄是过年前新买的，布料上的花纹花团紧簇，为她身上像鲜花一般洋溢出的青春气息增添了几许娇妍。
叶秀枝的妈妈周家英白天要跟社员们一起劳作，挣工分，但因为她家另两位都是老师，白天都在上课，放学后还要批改试卷、作业，所以生产队就照顾她早一点收工，早回家做些家务。队上对叶老师家一向照顾，对老师也很敬重，虽然周家英每天的工分不能跟男青壮劳力一样的算10分，但天天顶了女劳力的格，且安排的活儿都会轻或少一些。人们说干革命靠自觉，而周家英也算自觉，至少表面上如此。
当地人对女人的称呼有意思，对成年女性一概称之为“妇联的”，表明她们是有组织的。每个生产大队都配一名女干部专职做妇联主任兼副队长，代表妇女的利益，要顶半边天。此外，当地人称呼结了婚的女人为张大寡儿、李二寡儿啥的，道理大概与给小孩子起带猫、狗的小名相同，要自贱一些，已称之为“寡”了就不会“克夫”了吧？是不是这个逻辑呢，叶秀枝也不太明白，好奇地问过妈，没个结果。妈的娘家离这里几十里，那里就不是这样的称呼。
叶校长家搬来湾里多年了，村民的孩子从小都是叶老师教大的，照理周家英就是师母。老师如父母，照理逢年过节是要孝敬的，可大家都不富裕，队上照顾她一些就是应当的。当然，周家英也有自知之明，对村民一向客气，绝不飞扬跋扈，有过分行为。
按当地人的话说，叶校长家是书香门第，家教好！
叶秀枝没有手表，那时的农村生活节奏慢，不太需要精确的时间。学校上课、放学，以她爸爸敲那口大铁钟为准。这钟声洪亮而悠远，声振厉害，在远处山谷里传播近七八里地，还有人能听到回声，是远近的报时器。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才上班半年多，自己那点儿微薄的收入都折算工分，转变成口粮由队上分配给家里，她妈只偶尔给她一两元零花钱，而村里的小卖部还在大队部，要走好远，日常有钱也没处花呢。
当时的许多农村小女孩，将手表作为未来结婚时嫁妆的一部分，何况到时男方家也会出些礼金，肯定会置办些嫁妆的，因此未出嫁的姑娘是她暂时不必买手表的。当时，手表不只是计时器，而像现代的男人戴表一样，是彰显示身份地位的象征物之一。那时的当地人说某人戴手表，用的形容词是“手表瑟瑟的”，与现在词汇“得瑟”同义。当年月，城市的嫁妆“三转一响”已是很有面子的了。所谓三转是指手表或钟、缝纫机、自行车，一响则是收音机。约十多年后，一响改为录音机，俗称“三洋”，能够播放卡带的那种。“三洋”与“吉普”两个词有些类似，原只是一个产品的品牌名称，在中国的语境中，竟逐渐演变成一个品类的代名词了。
叶秀枝知道，全大队只有爸爸和大队张书记两人日常戴手表。她爸戴的是上海牌的，走时可准了，隔几天与收音机对一下，一般一个月慢不了五分钟。上海是国内除了伟大首都之外最大、最好的城市，上海的东西就是好、就是精致，这在当时是公认的。
叶秀枝家里的收音机也是上海产的，电池是那种大一号的，一换就是一对，但一对用不了十天。听收音机废钱不说，上趟街买电池也不容易，因而叶家的收音机也就不时常开。家中来客了，他爸开一下，听听新闻，是挺有面子的事。收音机天天播放的歌曲和样板戏在农村算是喜闻乐听了，但那些歌和经典唱段翻来覆去就那么多，有许多叶秀枝已滚瓜烂熟，听了前言就知后语了。
那年月，广大农村流行的嫁妆还只是所谓“小三圆”，跟城市的“三转一响”比，差了一个时代。“小三圆”都是圆口的，是指一对开水瓶；一组木制的盆和桶。盆包括洗头脸、洗脚和女人私用的几种，桶则包括挑水的桶和嫁来新姑娘的用在卧室起夜用的马桶。至于八铺八盖、几身新衣裳，则是改革开放后好几年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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