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比郑文博高，以前有点壮的那个？”我没有管她们，主动问了起来。
“好像——好像是吧。”Fifi不敢再说什么。
“那我也知道是谁，听说他现在瘦了好多。”一一试图将我的注意力往那个人身上引。
“是瘦了挺多的，也帅了，我国庆的时候去北京还跟他一起吃了个饭。”我打开微信通讯录找到了那个男生，“就在这么？”我问了个问题，又好像只是跟自己确认一下。
那个男生的朋友圈第一条就一张照片，是郑文博的侧面，背景的确就是这家饭店。我仔细看了看，他们坐的位置就是我们前面一张桌子。
“幸好你前天才回来的，不对，是昨天早上，要不然就要偶遇了。”余霖试探性地说。
对啊幸好，要是见面了我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吧，控制不住情绪，控制不住回忆，甚至控制不住追问。
Fifi说的旅游是他出国之前我们一起去的海洋馆，当时有好几个朋友一起，其中就有那个男生。
别人都说旅游是情侣的照妖镜，但我们的旅程却异常的融洽，没有争吵，没有冷战，步调一致，生活习惯相似。经过那一次，我们更加确信了对方会是自己的终身伴侣。
回程的大巴上他悄悄地给我发了一段话：“昨晚你睡了以后我一直盯着你看，看了大概有十分钟吧，你睡着的时候睫毛会一动一动的，很可爱。那一刻我的想法是，好希望以后也可以一直这样看。”
他所谓的一直就是这样吗？就是扔下几句话就否定了自己以前所有的诺言吗？就是分手之后还一直跟我说一些模糊不清、让我浮想联翩的话吗？那些话至今仍然一字一句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不对，应该要偶遇的，我真的好想在他面前发泻一次情绪，好想跟他一起回忆过去，好想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其实高考完我也远远地看见过他一次，当时没敢跟你说。”一一看着我的样子，知道已经没有办法跳过这个话题了，“当时他旁边有一个女生，应该是女朋友吧。”
我们第一次分手之后他就交了这个女朋友，后来我们复合，他们分开；我们分开，他们复合，时间线很错乱。
复合的那一次跨年夜，这个女生的朋友给郑文博发了一张她喝醉酒的照片，当时我就在隔壁，我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女生，像是从她手中抢走了东西一样。
最后一次分手是我主动放手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我觉得，与其三个人痛苦不如我一个人痛苦，距离是敌不过的难题，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就交给她照顾吧。
“他朋友圈有她女朋友的照片，你没看过吗？”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偷偷地点进郑文博的朋友圈看，但非好友只能展示十条动态。
“我早就把他删了。”一一不屑地说。
“我比一一更早，有一次他发了一句什么，我觉得很恶心就删了。”Fifi也一脸轻松地说。
“我是问了一一，她说她删了我也删了。”我是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件事，要不是在公共场合真的想一下子把她们搂住。
有心理学家说过，有三个因素阻碍人们从痛苦中振作：自我化、普遍化和永久化。
显然我是无一幸免，听不进去别人的劝阻，只是一味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将所有曾经跟他经历过的东西挂上他的标签，笼统地将他们归类；不相信自己会变好，放任自由消极的情绪。
黑洞从来都不是他给我的，而是我自己亲手建的。
健豪曾经想努力地把这个黑洞搬开，但他失败了。我看过一个关于蘑菇的故事：
有一个精神病人，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蘑菇，于是他每天都撑着一把伞蹲在房间的墙角里，不吃也不喝。有一天，心理医生也撑了一把伞，蹲坐在了病人的旁边。
病人很奇怪地问：“你是谁呀？”
医生回答：“我也是一只蘑菇呀。”
病人点点头，继续做他的蘑菇。过了一会儿，医生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病人就问他：“你不是蘑菇么，怎么可以走来走去？”
医生回答说：“蘑菇当然可以走来走去啦！”
病人觉得有道理，就也站起来走走。又过了一会儿，医生拿出了一个汉堡开始吃。
病人又问：“你不是蘑菇么，怎么可以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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